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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雄主義:軍旅文學的永恒母題
  • 2017年08月02日09:01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朱向前 徐藝嘉
     

      
    以《七律·長征》為代表的毛澤東長征詩詞體現的毛澤東的英雄主義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高度自信,是一種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時也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心聲和向世界宣告的英雄宣言。
    這宣言,就是誕生于炮火中的軍旅文學的內在英雄氣質和精神底色。英雄主義既是軍旅文學的啟蒙向導,也是軍旅文學不變的靈魂,并在漫長的歷史推演中展示出不同的敘事樣態。

     

    從單一戰爭事件轉化為對戰爭中個體“人”的關注
    新中國誕生之后,上世紀50年代中期左右,一批長篇小說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作品作為時代主流的重頭戰爭小說,共同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這些作品的價值取向有強烈同一性,受蘇聯衛國戰爭文學高亢與激昂風格的影響,普遍旋律是樂觀的英雄主義與浪漫的理想主義相結合,情節結構方面則偏向于中國古典戰爭長篇小說的傳奇性和故事性。
    到了上世紀80年代,社會潮流突變,軍旅文學中的英雄情結尚在,但在表現方式上有所轉變。最能代表時代特色的南線戰爭小說有徐懷中《西線軼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等作品,作家的關注點從單一的戰爭事件轉化為對戰爭中個體“人”的關注,開始著力描畫戰爭對個人產生的重大影響以及戰爭中“人”的生存狀態,不僅為新時期軍旅文學開拓了寫作空間,也為后來者如朱秀海《穿越死亡》《音樂會》等富有戰爭反思意味的小說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以朱蘇進為代表的《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炮群》等作品無形中開辟了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的又一戰線,與“新時期”戰爭小說相映生輝。這些作品中沒有刺刀見紅的悲壯,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和平時期的軍人注定是平凡的,有普通人一樣的痛苦、煩惱和負擔,但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在痛苦中堅實前進,同樣表現了立體、復雜的軍人形象。英雄主義的影子在這些小說中看似隱退,實則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和平環境中軍人的理想設計與現實失落、無私奉獻與自我價值的職業悖論始終存在,最終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達到文學應有的人文關懷,進而超越軍旅題材的局限,達到更為開闊的藝術境界。
    在這一階段,英雄的光環逐漸褪去,讀者更能理解英雄失語后的落寞以及落寞之中的堅持。而回望歷史之時,出現了莫言的《紅高粱》、喬良的《靈旗》等具有當代意識和強烈審美特色的小說,以一種全新的歷史視角審查人性、道義、戰爭三者之間的尖銳沖突,企圖獲得一種新的接近或是詮釋歷史本質的途徑。我們能夠看到這些作品之中英雄主義幻化為一種隱性圖騰,以鮮活的意象性體現文學形式的張力。
    時代在延續,新的思想潮流決定了每個時段文學的不同面貌。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個體意識崛起,一方面,以閻連科、陳懷國等人為代表的新時代作家以“農家軍歌”唱響了一群農家子弟逃離土地的悲涼與迷茫,給人以“視點下沉”之感;另一方面,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彈道無痕》《決戰》等作品粗線條、大潑墨,以凌厲豪放的風格闖出一條新的軍旅文學之路,讓新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重建成為可能。在英雄主義的基調“左顧右盼”而無所著落之時,柳建偉以一部《突出重圍》橫空出世,以描寫一場模擬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大演習為藍本,歌頌了當代優秀中國軍人在技術落后、和平條件下長期滋養的觀念陳舊、個人私欲碰撞以及外界物質利誘等因素的重重圍困中,殺出一條血路的英雄氣質,是對和平年代軍旅文學寫作思路的一次沖擊。

     

    新世紀開啟英雄主義新篇章
    新世紀以來,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一輩“新生代”軍旅作家創作了一批以中短篇小說為主的、反映個體軍人生命及情感經驗的小說。這些故事大多映射作家們自我成長經驗。在個體經驗創作遭遇瓶頸之時,王凱、裴指海、西元等青年小說家主動尋求突破,在歷史追尋和現實對照的基礎上尋求新的坐標系作為自己的寫作脈絡,開啟屬于青年作家的英雄主義新敘事篇章。
    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有不少人對新世紀以后的英雄主義受眾產生質疑,但碎片化信息時代的軍旅電視劇,諸如《亮劍》《激情燃燒的歲月》《士兵突擊》等作品同樣能夠引發全民熱潮,而像電影《智取威虎山》《風聲》《十月圍城》在當代時尚元素的包裝下一樣煥發出新的魅力。撇開類型化的敘事技巧不談,真正打動受眾的仍然是讓人切實認同的英雄主義崇高美感,徐貴祥、柳建偉、石鐘山等作家的軍旅文學作品在改編成電視劇后獲得了不俗的收視反響,這說明英雄主義仍然有廣泛的大眾心理基礎。
    新世紀以來,軍旅電視劇蓬勃興起而長篇小說相對黯淡,出現了一批以報告文學、散文集、詩集和跨文體寫作支撐的宣揚英雄主義主旋律作品。
    王樹增的長篇報告文學《解放戰爭》(2009年)和《抗日戰爭》(2015年)以軍人對軍隊歷史獨有的鐘情和癡戀回望歷史,以新的歷史視角填補以往歷史認知中的疏漏和空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建構了作家個人化、同時也是人性化的歷史框架體系。
    彭荊風的長篇報告文學《解放大西南》(2009年)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作品描述的是一場有近200萬人參與的,在巴山蜀水間,跨越川、康、滇、黔四省,在廣大區域上同時展開的大戰役。作家運用構架長篇敘事文學的節奏感,汲取小說創作的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優勢,有條不紊地將眾多的事件和人物連綴起來,形成一種龐大而不雜亂的文學景觀。
    同獲第五屆“魯獎”(2010年)殊榮的還有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書》和劉立云的詩歌集《烤藍》。《藏地兵書》是軍人作家王宗仁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記和體驗的藏地之書。書中描述了漢藏兩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紀 50年代以來的貫通,表達了對把生命奉獻在青藏土地上的軍人的歌頌。“烤藍”則是一種意象,是詩人“必須說出來的那種藍”。武器由鋼鐵鍛造,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烤藍,而軍人經過軍隊大熔爐的鍛造,也給自己的人生進行了一次富有英雄主義情結的烤藍。此外,裘山山的散文集《遙遠的天堂》(2006年)斬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桂冠,講述西藏士兵們的光榮與夢想;馬曉麗的短篇小說《俄羅斯陸軍腰帶》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表現中俄邊境一個普通軍人在退役之前的堅守,具有濃厚的軍人尚武意味。
    徐懷中的《底色》(2013年)復活了一段跨國界的戰爭歷史,是作家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慮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體寫作,寫法融小說、散文、通訊、政論于一體,底蘊卻又是長期的知識儲備、文化修養和戰爭思考。作品從中越兩個國家亦友亦敵的不同視角來反思戰爭中不同民族的家國情懷,并在復雜糾結的情感中探索和彰顯人性。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2009年)同樣是跨文體寫作,從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力量、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記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錯綜復雜、恢宏壯闊的歷史進程,展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建立紅色政權的艱辛和偉大。作品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力,是英雄主義傳播的良好示范。
    朱增泉的5卷本《戰爭史筆記》(2009年)可算作跨文體寫作的典范。自古以來,史料類書籍的敘述體例種類繁多,而這部作品新穎之處在于,作者融合了各家體例之所長,獨辟蹊徑,探索出一條靈活而簡易的敘事模式。作品選取了教科書般的簡明結構,將大段的敘述切割成短小精悍的段落,行文明晰暢快。將不同朝代匯入整體的時代大循環中加以考察,是讀者探尋古代戰爭史路的一把密匙。
    略作梳理不難發現,軍旅文學在90年的歷史中,尤其在新中國以來的征途上,根據時代特色在不同時期演奏出氣象萬千之樂章。旨在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目標的軍旅文學需要有血性、有擔當的文學作品,這同樣離不開英雄主義。時代發展再迅猛,其間總有一些穩定的常態,而亙古不變的精神特質才決定了足以扣動人們心弦、引領人類發展的本質力量。對于軍旅文學來說,這種本質力量就是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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