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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主席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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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一生愛讀、愛談文學,他的文學鑒賞和文學創作的水準也很高。但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毛澤東鮮少談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小說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說,除了對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加談論之外,我們還沒發現毛澤東在重要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評說其它任何一篇當代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還談過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記》[1];散文詩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2];但也不及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談得那樣多。毛澤東談中國文學,給人大致的印象是:古典小說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其次有《西游記》、《三國演義》等;現代小說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魯迅,談到過《阿Q正傳》等,談他的雜文、舊體詩更多一些,當然還有全面的評價[3];而當代小說中,毛澤東談得比較多的,則是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了。談曹雪芹,是在作家蓋棺之后。魯迅的情形也差不多。而毛澤東談王蒙的時候,王蒙才22歲,發表作品尚不到8萬字,是毛澤東時代一個副處級基層團干部,一位剛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而如今,王蒙已盛名遐邇,年逾古稀,發表作品1000余萬字了。
    毛澤東對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談,而是大加評說,這么說的根據有五:一是談的次數比較多,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后談了至少5次。二是談的非常密集,這5次談論的時間,集中在1957年2月至1957年4月的兩個月時間內。三是談得語氣很重,頗動感情,有一次還對小說的修改者、《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大為震怒"。四,不是就事論事、就文藝作品談文藝作品,而是把它與重大政治舉措和重大文藝方針結合起來談。五是談論的場合有的非常重要,甚為鄭重,譬如2月份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譬如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兩個會議都因其重要性而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史冊。[4]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部什么樣的小說?毛澤東為什么對它情有獨鐘?這情有獨鐘說明了什么?為什么這一現象發生在王蒙身上?讓我們試著搞清它。
    一、關于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在談王蒙的小說之前,并不知道王蒙為何許人。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么要保護他?”毛澤東在主席臺上問:“(王蒙)是共青團員嗎?”有人答:“是黨員。”其時王蒙剛剛登上文壇,知道他生平情況的人還不太多。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平,1948年即14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上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王蒙年僅22歲,時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區委副書記。《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并不是王蒙的處女作,他的第一部小說是個長篇,名《青春萬歲》,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的這個9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選載了《青春萬歲》的片段[5]。《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不是王蒙第一篇短篇小說,他發表的首篇比較有分量的短篇小說,名叫《小豆兒》,載《人民文學》1955年第11月號。《小豆兒》的成績也不錯,當時中國作協為了展示第二次文代會后的文學創作成就,選編了一套叢書,《小豆兒》分別被短篇小說集和兒童文學集的初選者同時看中,經兩主編林默涵和嚴文井商量,最后被選入兒童文學集。嚴文井在這個集子的序言中,提到“一批值得注意、值得歡迎的新名字”,其中就有王蒙[6]。王蒙在悉心修改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的時候,為了調節一下腦筋,于1956年5至7月寫成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小說的原名叫“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人民文學》發表時,副主編秦兆陽把它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個名字。當它被收入這年的《短篇小說選》時,王蒙為小說恢復了原名并刪去了一個“一”字,定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并使用至今。但毛澤東當時讀到的,題目應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這篇小說中,主人公林震是一個22歲的單純、熱情、有理想、有干勁的年輕人。由于表現好,從小學校調進了區委組織部。當他在一個“天空中紛灑著的似雨似雪”的殘冬前來報到的時候,對黨的區委領導機關充滿了敬意和“神圣的憧憬”。但是,區委組織部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偉大、純潔和美好。主持組織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長劉世吾,是一個有能力、有經驗的領導干部,但他責任感和工作熱情衰退了,成了一個冷漠的“老油條”。他有一句口頭禪:“就那么回事”。林震的頂頭上司是工廠建黨組組長韓常新。韓常新外表講究風度,“給人一種了不起的印象”,他對解決基層存在的問題興趣不大,卻能說會道,特別有一套按照上級胃口寫圓滑虛夸文字材料的本事。林震和韓常新、劉世吾很快產生沖突,沖突主要發生在解決通華麻袋廠官僚主義問題上。廠長王清泉是一個問題嚴重的官僚主義者,上班時間下棋,對工作不負責任,作風跋扈,對黨支部和群眾的意見不予理睬。林震認為應該立即解決,并參與支持了麻袋廠工人反對王清泉的行動。韓常新、劉世吾完全了解麻袋廠的嚴重情況,但韓常新關心的不是抓緊教育糾正王清泉,他的興奮點完全落在寫一份漂亮中看的黨建簡報上,以嫻熟的手筆和很高的效率,寫出了一份關于麻袋廠黨建工作取得成績的文章。劉世吾則認為解決問題的時機不成熟,便采取“拖”的辦法。直到兩個月后黨報發表麻袋廠的人民來信,揭露了問題,這時劉世吾才認為時機成熟了,雷厲風行地解決了王清泉的問題。組織部里只有一位“蒼白而美麗”的女性趙慧文,與林震心曲相通,但比林震柔弱些。他倆交換對組織部缺點的看法,互相鼓勵,還一起聽音樂、煮荸薺、欣賞油畫和春夜清雅的槐花香氣。林震不能容忍黨的領導機關有缺點,便在區委常委會上,尖銳批評組織部的問題,與韓常新、劉世吾發生爭論。小說最后,已是初夏,林震勇敢地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的大門,期望通過更高的上級來糾正組織部的缺點……
    從小說的情節看,王蒙寫的是一個初出茅廬、顯得稚嫩的年輕人,剛走進新的單位,在工作上和情感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并同工作上的挫折抗爭的故事。王蒙的同情心顯然站在林震一邊,但王蒙批評的鋒芒,并不僅僅對著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最嚴重的地方是通華麻袋廠,代表人物是廠長王清泉。而王蒙的筆墨,重點是放在對組織部的描寫上的。王蒙堅持使用原名“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的用心,顯然意在寫組織部的工作狀態,而非重在寫一個青年人,更非重在塑造一個反麻袋廠官僚主義的青年人形象。組織部的缺點不是“官僚主義”一個詞所能簡單概括的。這里干部責任心的衰退,事業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觀上的工作作風、思想意識上的問題,深層次則與客觀的政治體制上的、歷史文化傳統上的、人性中的問題有關。正如“蒼白而美麗”的趙慧文說的:“他們的缺點散布在咱們工作的成績里邊,就像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劉世吾的缺點是復雜的,比如說他的“時機成熟論”,在實際工作中也不是沒有一點合理性,處理事情確實有一個量變觀察、時機成熟的問題,所以“這正是難辦的地方”。而林震的優點也是復雜的,比如他的單純,他認為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有缺點,他面對復雜麻煩的工作和生活,抱一種理想化的、單純透明的美好愿望來挑剔一切,指責一切,這難道又是切合實際的嗎?懷著純潔的對于天堂的向往去做事,結果卻向地獄的方向走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經歷的還少嗎?
     
    王蒙試圖通過這篇小說,告訴人們生活的復雜性、混沌性,但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讀者和評論家,卻從中得出了一個明確、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斷: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后,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有贊同的,有反對的,爭得很厲害。但贊同者和反對者在認定小說主題是反官僚主義這一點上,卻是基本一致的。作品的復雜性,被讀者簡單的概括理解,乃是世上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普遍命運。但讀者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誤讀,也說明了領導干部官僚主義問題,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已經普遍引起了警覺。一篇小說敏感地抓住了一個時代人們的心靈信息,通過精彩的描述,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這難道不是一個成功嗎?新中國初期,干部官僚主義問題剛剛抬頭,年輕的王蒙以他敏銳的生活嗅覺和大膽的藝術勇氣,發現了它并予以深沉的揭露,這篇小說也因為官僚主義作風近50年來的依然不絕并且有所發展而活著,而歷久彌新。
    毛澤東認定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從文學作品中抓住重大政治問題,是大政治家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例如他指出《紅樓夢》是寫封建家族的衰亡史,階級斗爭激烈,第四回是總綱,便是他的獨具慧眼,一家之言也是立得住的。因為認定了王蒙小說的反官僚主義主題,毛澤東便要為王蒙說話,為他解圍。毛澤東說:“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毛澤東為什么對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情有獨鐘?反官僚主義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王蒙小說在揭露共產黨工作的陰暗面上,痛切,而不走極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正提供給毛澤東一個借題發揮的文本。我們很難找出那個時代比《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更合適的文本了。但反官僚主義不是毛澤東保護王蒙的惟一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毛澤東當時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和學術方針。由于一些評論家對這篇作品“圍剿”,毛澤東要借一個題目進行反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作品也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文本。這是毛澤東大加談論這篇小說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大的政治背景。
    毛澤東當然知道,從建國初期大量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視,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一個在某些黨政干部看來,簡直是對知識分子過于寬容、過于厚愛的方針,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巨大爭議,便是文藝界的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一向是善于抓住典型問題、分析典型問題,解剖麻雀并推而廣之的。毛澤東為捍衛他所倡導的“放”的方針,站在護花的立場上,一再保護《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評與“雙百方針”不諧和的聲音。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座談會上說:“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一部年輕人寫的短篇小說,能導致一個全國性的重要會議的召開,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確鬧出了很大的動靜。
    三、毛澤東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面兩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不能忽視,就是這篇小說的藝術性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懂文懂藝懂哲學,他在文學方面的愛好與自信,他極高的鑒賞眼光,也是為國人稱道的。惟有藝術性較高的文學作品,才會引起鑒賞大家的興趣,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一再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對這篇小說藝術性的欣賞也自然流露了出來。
    提倡“雙百方針”,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適度寬容,和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的寬松環境。為了從政治上營造寬松氛圍,選擇什么樣的作家及作品來做闡發范本為好?王蒙的共產黨員身份,顯然不是最理想的。共產黨批評共產黨,一般來說這是黨內的事兒。表達政治寬容姿態,比較理想的選擇當然是非黨員作家。當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問別人王蒙是不是共青團員,卻意外得知是黨員的時候,第一反應說的話是:“共產黨批評共產黨,好嘛。”中國作協干部黎之后來聽的錄音傳達,1999年他回憶此事特別強調:“當時我聽到‘共產黨批評共產黨’時為之一震。” [7]黎之顯然感覺出毛澤東對作者的黨員身份有些出乎意料,有些不快。毛澤東對作者的政治面貌作了誤判,他想到作者年輕,充其量是一位共青團員。而毛澤東此后依然大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顯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從作品文本出發的了。
    毛澤東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藝術上的欣賞,主要體現在對劉世吾等落后人物的細膩揭示和成功塑造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座談會上說:“他(指王蒙——引者注)會寫反面人物。”毛澤東還明確讓周揚轉達給王蒙的一句話是:“你的反面人物寫得好。”這篇小說的藝術性給毛澤東留下了好印象。毛澤東說:“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當然,他同時對正面人物林震寫得不夠堅強有力,感到不滿足。
    毛澤東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原因,除了反官僚主義、倡導“雙百方針”和對其藝術性的興趣之外,我們大致還可以推測出其他原因:比如毛澤東一般不喜歡老年人的暮氣,而喜歡年輕人的朝氣、闖勁乃至造反精神;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小人物敢想敢說的文章,不喜歡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聲音;又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帶有靈性詩情些的文章,唐詩他偏愛“三李”便是一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這方面也比較突出……在這些諸多原因中,反對官僚主義和提倡“雙百方針”顯然是兩個主要原因。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和國家領袖,在他的腦子里,全局性的政治問題總是最重要的。永葆共產黨的青春活力,總是最重要的;新中國政權要像鐵打江山一般穩固,總是最重要的。
    四、毛澤東初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首次評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應是1957年2月16日上午,地點在毛澤東中南海的居住地——頤年堂。這是一次中央領導和部分文藝界領導人關于“雙百方針”的座談會。
    在談到這個會議之前,需簡要介紹一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來的5個月里,圍繞著這篇小說,發生了一些什么樣的聲音。
    在文學界和社會公眾的強烈反響中,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肯定贊成、叫好喝彩。僅《文藝學習》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讀者來信,肯定這篇小說,甚至有發出“林震是我們的榜樣”這樣的呼聲的。《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是一個很會辦刊物的人,這家刊物從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開辟專欄,連續4期發表了27篇文章,專題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響的報刊,如《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也紛紛發表評價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劉紹棠、從維熙的《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與苦口》等。
    另一種則是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聲音。文章也不少。如李希凡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8]和艾克恩的《林震究竟向娜思佳學了些什么?》。有篇沒有發表的文章必須一提,就是部隊評論家馬寒冰等人的文章,題為《是香花還是毒草?》,主要觀點是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當做毒草來批。文章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清樣已經打了出來,毛澤東看了清樣,很不滿意。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但給毛澤東很深的印象。因為還是這位馬寒冰,曾于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和另外三位部隊評論家陳其通、陳亞丁、魯勒聯合發表了一篇《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9],批評了文藝界種種他們認為不好的思想傾向,與毛澤東倡導的“雙百方針”唱了反調。毛澤東已經在有關會議上作了批評,但由于不少傳達者的曲解,批評沒有奏效。這次馬寒冰等人又出來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難,毛澤東稱之為“大軍圍剿”,其反感更加強烈。
    上面提到的一位發難者李希凡,就在兩年前的1954年,和藍翎一起因寫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及其它》,成為被毛主席保護的“小人物”而名震一時。李希凡在《文匯報》上批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他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是個“大人物”了。毛澤東這次沒有保護他,而是加以批評諷刺。毛澤東這次是為一個新的“小人物”——王蒙說話了。
    2月16日的這次座談會開得比較突然。這天上午,文藝界主要領導、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安排的工作,是聽取《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等人匯報文藝創作問題。到了11點,電話鈴響了,是胡喬木來的電話,讓周揚、林默涵、張光年、嚴文井去頤年堂開會。周揚又叫上作協的黨組書記邵荃麟、黨組副書記郭小川一同參加。等他們趕到頤年堂,剛脫下外衣,毛澤東就出來了。除了毛澤東和上面已經提到的幾位文藝界領導人,與會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康生、陳伯達、胡喬木、胡繩、胡耀邦、張奚若、鄧拓、楊秀峰、陳沂等人。這個座談會的規格夠高的了。
    匆忙趕來,因近距離見到了毛澤東而有些緊張激動的文藝界人士,由于毛澤東的風趣,很快心情放松。毛澤東笑問《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張岱年是你的哥哥嗎?”張光年答不是。毛澤東又問:“那么張光斗是你哥哥了?”張光年又答不是。40年后張光年回憶毛澤東的問話說:“顯然,這是有意使會議氣氛輕松一些。” [10]
    這個“氣氛輕松”的會議的內容,據郭小川當天的日記記載,毛澤東談的,“主要是對于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對它的批評,主要是李希凡和馬寒冰對它的批評。主席特別不滿意這兩篇批評。它們是教條主義的。他指出:不要倉促應戰,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在批評時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而在批評時,應當是又保護、又批評,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是錯誤。” [11]
    張光年回憶道:“小說和批評文章正逢其時。于是前者受到贊揚,后者受到毛主席的嚴正指責。他當場對周揚說:‘周揚同志,你找王蒙談談,告訴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對官僚主義。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寫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贊揚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華,有希望。’” [12]
    還有一個版本記錄得比較全,就是載于《毛澤東思想萬歲》(該書在“文革”中印行但未正式出版,可供史家參考——筆者注)第114、115頁上的,毛澤東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么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正在討論,問題在于批評態度。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說并沒有批評整個的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正面的積極的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面的人物林震寫得無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動。王蒙是不會寫,他會寫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還說:“王蒙的小說有資產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毛澤東批評了李希凡:“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 [13]
    黎之在中國作協聽了這次會議的傳達,他的日記記錄了毛澤東有關談話的大意:“毛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錯,作品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這是好的,應該鼓勵對我們工作的批評。我們是當權的黨,最容易犯官僚主義,而且又最容易拒絕批評。我們應該歡迎批評。馬寒冰他們的文章說,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會出官僚主義,這是不對的。這篇小說也有缺點,正面力量沒有寫好。林震寫得無力,還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調,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薺那一節。”黎之的記錄和張光年、郭小川、《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的說法,主要意思差不多。但黎之所記這次講話的時間,是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那天,毛澤東特意留下周揚等人談的。經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時間是1957年1月27日,與張光年、郭小川的說法相差20天,而且從張、郭的說法和其他有關史料來看,他們顯然是在2月16日頤年堂首次聽到毛澤東對王蒙小說以保護為主的意見。把毛澤東首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間,確定為1957年2月16日上午,更貼近史實。[14]
    毛澤東要求周揚找王蒙談談,周揚談了。不過年輕的王蒙,當時可能并沒有察覺到這里有毛澤東的意思。因為這段時間,王蒙因讀了李希凡等人的嚴厲批評文章,很不服氣,寫信要求周揚見他。王蒙于1996年4月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周揚的目光》一文,回憶了他與周揚見面的情形: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見到周揚同志的,地點就在我后來在文化部工作時用來會見外賓時常用的孑民堂。我由于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受到某位評論家的嚴厲批評,想不通,給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后來受到他的接見。我深信這次談話我給周揚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當時是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很懂黨的規矩,政治生活的規矩。‘黨員修養’與一般青年作家無法比擬。即使對于那篇小說,我不能接受那種嚴厲的批評,我的態度也十分良好。周揚同志的滿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見我十分瘦弱,便問我有沒有肺部疾患。” [15]此后周揚一直關心王蒙,包括在王蒙落難到北京郊區農村改造和遷徙到新疆期間,乃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支持王蒙的小說文體探索,這與他私人對王蒙的良好印象有關,就不止是按毛澤東指示辦事的問題了。
    五、毛澤東二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據說毛澤東有一個習慣,遇到某一個重大議題開講前,他要找些有關的人一起談談,為了集思廣益,也為了整理自己的思緒,使思想逐步深化、條理化。2月16日那次臨時召集的座談會,就是毛澤東為他隨后的更重要的場合講話做準備的。10天之后的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那篇后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在講話中,他再一次提到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黎之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根據他的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談王蒙的:
    “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他寫了篇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產黨,共產黨罵共產黨,好嘛。有人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會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墻這么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志,好家伙,大軍圍剿啊。我要為王蒙解圍!” [16]
    這里需要補充一句,或許由于政治形勢的急速變化,或許由于行文上的需要,毛澤東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那一席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去了。被刪去的不光是談王蒙的這一段,更有不少極為重要的政治觀點,如刪去了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批評等。還補充增加了一些會上沒講但很要害的段落,其中最令人遺憾的,就是關于擴大階級斗爭范圍、加重階級斗爭分量的敘述。歷史已經證明,一些原話的刪去,特別是一些要害段落的增加,給后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給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巨大的曲折。[17]
    六、毛澤東三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三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從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在北京開了7天。從披露出來的資料看,毛澤東在這個會議上先后兩次談到王蒙。一次是3月8日,資料見諸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的《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這篇文章的注釋說:“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部分代表談話的主要部分。”
    3月8日的這次小范圍談話,有點像答疑,大家提了很多問題,集中起來,請毛澤東解答。毛澤東在談到“文藝批評怎么樣了?”這個問題時,說了如下的話: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毛澤東這次小范圍的談話,當時流傳并不廣。聽眾較多并在會后傳達,使之廣為流傳的,是毛澤東在3月12日大會閉幕前一天的講話。那是他第四次談到王蒙。很多人知道毛澤東保護支持過王蒙,大多是從這第四次談話中了解的。
    七、毛澤東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3月12日傍晚5時,毛澤東來到宣傳工作會場作報告,大約講到晚7點散會。毛澤東是一邊抽煙、一邊作報告的,聽過錄音的王蒙本人還記得:毛澤東在談到他的時候,中間停頓了一下說:“糧草沒有了。”毛澤東把香煙比作他的糧草。別人趕忙給他遞上煙,毛澤東于是繼續往下談。
    張光年參加了會議,他回憶了毛澤東談王蒙的情形:
    “我想不起是什么由頭,是否又有人對王蒙的小說提出了新的批評,毛主席把問題又算到那幾個部隊作家的賬上,再次提出嚴厲的批評。我記得他當眾大聲指責說:‘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么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 [18]
    《毛澤東思想萬歲》記載的這次談話也頗值參考,毛澤東說:“對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產黨里面還有這種人。總而言之,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贊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個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么幾個人,寫了那么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其實王蒙的這些東西不是毒草。”“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 [19]
    最關注毛澤東講話、記憶最深的,恐怕莫過于王蒙本人。除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錄音,他當然還特別留心毛澤東在其它場合談他的信息。聽一聽王蒙對毛澤東上述四次談論他的綜合記憶,有特別的史料價值,也是很有趣的。
    1993年2月1日,王蒙接受《說不盡的毛澤東》一書編者的采訪。編者問:“毛澤東是在什么場合講的,講了些什么內容?”
    王蒙答:“他講了多次,包括在頤年堂召開的新聞、出版、文藝座談會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都講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聽了錄音。幾次講的意思大致內容是這樣:聽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有贊成的,有不贊成的,爭得很厲害,反對的人還寫了文章對他進行‘圍剿’,要把他消滅。可能我這也是言過其實,我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大滿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現在寫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當了政協委員的關系吧。毛說到李希凡時,有點諷刺的意味,不過時過境遷,這些都沒有關系了。現在李希凡還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還有一篇,就是陳其通、陳亞丁、魯勒、馬寒冰四個人合寫的準備在《人民日報》發的《是香花還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說打成毒草。后來這篇文章的清樣送到毛澤東那里,他看后非常不滿意。”
    編者又問:“他們四人當時受到批評,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系?”
    王蒙答:“可能跟這有關系,說他們是教條主義。因為在這之前,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整個文藝的形勢,受到批評。他們后來寫的這一篇也被毛澤東制止了。文章沒有發表出來。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后說,反對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中央還出過王明、出過陳獨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義。王蒙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我也不認識王蒙,不是他的兒女親家,但他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團員嗎?(別人回答說:不是,是黨員。)是黨員也很年輕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當然,《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有缺點,正面人物寫得不好,軟弱無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壓制的辦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他還引了王勃《騰王閣序》中最有名的兩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我們的政策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香花并毒草共放。毛澤東的講話內容我記得就是這樣。” [20]
    八、毛澤東五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5次提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次內部談話。據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記載,這一天下午他給邵荃麟打電話,在電話中,“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同時認為《人民日報》也是不好的……現在的‘百家爭鳴’究竟是誰在領導。主席主張《人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緊張。” [21]黎之回憶說:“毛澤東聽周揚說,小說的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毛說:缺陰德,編者要檢討。” [22]《宣教動態》時為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刊物,周揚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主管文藝界,《宣教動態》向中央反映秦兆陽的修改,自然要過周揚的手,黎之的說法和邵荃麟的電話不矛盾。
    秦兆陽遇到了麻煩,但這不是他這幾個月來遭遇的第一次麻煩。第一次麻煩是屬于他自己的。就在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同期《人民文學》雜志上,身為副主編的秦兆陽,以“何直”為筆名,把自己一篇理論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刊登在頭題上。這篇論文,和經他修改發表的王蒙的小說,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中宣部文藝處迅速做出了反應,當月21日,即由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主持,開了對《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討論會。林默涵作了系統的發言,基本否定秦兆陽的觀點,后來張光年又在《文藝報》上發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一文,也不同意秦兆陽的文章。
    中宣部文藝處接著于10月開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會。林默涵又作系統發言,對小說有肯定,有否定,但給與會者的印象,顯然否定的成分多一些。文藝界還有別的領導人,與林默涵持大致相同的觀點。但自毛澤東1957年2月談了支持、保護的意見后,文藝界領導人便基本統一在毛澤東的意見上了。3月9日宣傳工作會議休會,作協召開1956年小說選集編輯會,大家一致同意選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便證明了這一點。秦兆陽在毛澤東談話后是活躍的。在3月的宣傳工作會議文學組的討論中,他作了兩次發言。第一次談悲劇、諷刺、人物性格的復雜化。第二次他談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秦兆陽說:真正做工作的同志并不反對王蒙的小說,反對的大都是文藝界。王蒙是有勇氣的。在毛主席講話之前的壓力是很大的。[23]
    秦兆陽說他在毛主席講話之前壓力很大,言下之意是毛澤東對王蒙小說的保護性意見,使他減輕了壓力。但是好景不長,僅僅過了一個月,秦兆陽的壓力卻更大了。因為同樣還是來自毛澤東的意見,而且是“震怒”下的意見,指責他“缺德”、“損陰功”,并且要“公開批評”。秦兆陽遭到了天大的壓力。在毛澤東保護小說之前,文藝界對王蒙小說的批評,多少有秦兆陽的一份,因為他是主持發稿的副主編,更不用說他自己的那篇受到集中批評的論文了。當毛澤東保護支持王蒙小說的時候,榮幸多少也有秦兆陽的一份,但這榮幸很快就沒有秦兆陽的份兒了。不僅沒他的份兒,而且認定恰恰是他,使本來可以更符合毛澤東意思的小說,變得不符合了;可以沒有缺點的小說,變得有缺點了。某些原來對小說持批評意見的人,轉而重點批評秦兆陽的修改了。
    中國作協黨組原打算讓《人民文學》編輯部寫篇關于小說修改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后來根據茅盾的建議,就修改一案開了一個座談會,然后把座談會記錄發表。5月9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對比刊在最有權威、最有影響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在當時也是絕無僅有。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這篇整理稿,首先聲明很多文字上的修改不在該文列舉之列,之后列舉了“牽涉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間的關系等比較重要的修改”之處計29條[24]。秦兆陽主持的修改是花了心血的,有的地方改的也不錯,但總的來說,并不成功。這29條修改,在政治上離毛澤東的立場不是更近而是更遠,在藝術上也有使作品反而失色的地方。
    先從政治上說。毛澤東的主要意見,是希望主人公林震能夠更堅強有力。小說原文里寫劉世吾談到公安局長參加常委會批準黨員時打瞌睡,林震有一段比較激烈的反應:
    林震大聲說,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樣……“真奇怪!我們的組織部長看不見壯麗的事業,而只看見某某在打瞌睡!……也許您也瞌睡了吧?您瞧不起我們的生活,生活也不會原諒您!”林震怒氣沖沖地說完,跑出了辦公室。
    從“真奇怪”以下,林震這一段怒氣沖沖的斥責劉世吾的話,被刪去了。還有一處必須一提,就是結尾的修改。結尾是林震、趙慧文他們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這對于小說的政治調子是重要的。小說原稿這樣結尾:
    ……林震靠著組織部門前的大柱子,呆立著,他興奮,心里好像空空的。初夏的南風吹拂著他——他衣袋里裝著“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到來的時候是殘冬,現在已是初夏了,他在區委會度過了第一個春天。
    他做好的事情雖很少,簡直就是沒有,但是他學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爭的困難和斗爭的價值。他漸漸明白在這平凡而又偉大的、包羅萬象的、充滿嚴峻沖突的區委會,單憑個人的勇氣是不會發生多大的效果。從明天……
    辦公室的小劉走過,叫他:“林震?你上哪去了?快去找周潤祥同志,他剛才找了你三次。”
    區委書記找林震了嗎?那么,不是從明天,而是從現在,他要盡一切力量去爭取領導的指引,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還不知道區委書記是贊成他,斥責他,還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見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趙慧文的,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員的稚氣的苦惱和忠誠的努力,總會最后得到領導英明和強有力的了解,幫助,和支持,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
    隔著窗子,他看見綠色的臺燈和夜間辦公的區委書記的高大側影,他堅決地、迫不及待地敲響領導同志辦公室的門。
    經秦兆陽主持修改,這個結尾發生了變化。從上引部分的第二段“他做好的事情雖很少”開始,直到第三段“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全部被刪掉了,而代之以大段的點破林震和趙慧文愛情關系的內容,甚至出現了一句:“一股真正的愛情的滋味反而從他的內心深處涌出來了!”被刪去的,除了林震決心依靠領導和組織而不是靠個人的力量繼續抗爭外,還有一個重要細節,就是區委書記周潤祥主動再三地找林震一事。林震、趙慧文他們能不能勝利,周潤祥是關鍵人物,他是區委最高領導。最高領導的態度如何?林震敲門之后會怎么樣?那么之前周潤祥主動找林震的這個細節,當是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刪去它,小說的尾巴就黯淡些。還有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就是小說的第七節,林震問趙慧文區委書記周潤祥是個什么樣的人,原稿中趙慧文回答:“周潤祥同志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但是他的工作太多……”而秦兆陽等把“周潤祥同志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這句話,也刪掉了。
    再說藝術性。秦兆陽等的一些修改,確實未見高明。例如把題目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失準確;例如把林、趙的感情點破,把一種美麗的朦朧變成直白外露,略微損害了藝術審美效果。秦兆陽等的整個修改,有意加強對趙慧文婚外情的渲染,林、趙作為組織部里的兩個律己嚴格的黨員,在一個短暫的春天里,感情升溫的如此急劇,在藝術合理性上,未必靠得住。
    而對個別描寫的修改,卻是煞風景的。例如第七節,原稿描寫趙慧文說話間隙有一個身體動作,她“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的手指”。這句被改成“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加上這“白白的好看的”形容詞,顯得多余,讀來味同嚼蠟。
    如果沒有秦兆陽等的修改,也許并不會改變王蒙和他的小說的命運,因為毛澤東對林震的光明堅強,抱有更高的期待,對小說興無滅資的精神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但無論如何,不能說秦兆陽主持的修改,僅僅是文字上的、沒有意義的。它畢竟使小說的政治調子黯淡了一些,藝術性也受到某種削弱,這多少強化了毛澤東和其他讀者對小說負面的印象。因而也不能說周揚等人及其所掌握的《宣教動態》,是完全地向壁虛造。
    王蒙對待這個問題,表現了與他22歲年齡不太相稱的穩健與成熟。他的小說引起了那么大的風波,但有兩點王蒙始終沒有隨眾應聲附和:一個是沒有完全承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是主題單一的反官僚主義的小說,他1957年5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有些描寫也不見得宜于簡單地列入官僚主義的概念之下。” [25]另一個就是沒有順著毛澤東及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意見往上爬,既然連他們這些大人物都說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我何不順水推舟以自保乃至自耀?王蒙對小說的修改顯然有不滿意的地方,如題目的修改,但王蒙在受到批評甚至命運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刻,始終沒有往秦兆陽身上推責任、洗刷自己。重壓下,王蒙表現了難得的清醒和品格,他沒有失態。
    而王蒙的早熟與穩健,在當時的氣氛下,并不討好,有一位女性老作家給王蒙寫信,認為他應該趁機猛攻秦兆陽等編輯。她還對王蒙在批評秦兆陽的會上的表現不滿,說他在會上的含蓄發言“有一種令人不愉快的老練”。
    與這位女作家同聲一氣的人很多,包括著名作家、《文藝報》負責人康濯。1958年2月,在兩百多人的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康濯在長篇發言中批評秦兆陽說:“關于王蒙小說的問題,秦兆陽一直說是在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前他也沒有想起自己曾經修改過這篇小說,我認為這也是對組織和對工作的不老實的態度。雖然他經常修改別人的作品,但是王蒙小說他修改得很多……可為什么對王蒙的小說的修改倒給忘了?”
    康濯曾經是王蒙非常佩服的作家。1948年夏天,14歲的地下共產黨員王蒙,正為和黨組織失去聯系苦惱。一天他從北大工學院“六二”圖書館借讀了康濯的小說《我的兩家房東》,“歡喜得流出了眼淚,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 [26]少年王蒙從來沒有讀書讀得那么激動過。而在康濯嚴厲批評秦兆陽的1958年2月,雖然離毛澤東1957年2月第一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并力推“雙百方針”才只有一年,但風雨來得驟,政治形勢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秦兆陽的政治生命已經危哉,而王蒙在北京市團市委系統的處境也很不妙,再難“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了。因為早在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僅限于黨內高級干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認為前一個時期,特別是1957年5月1日中央正式號召和部署整風以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發動了對于共產黨的猖狂進攻;并布置暴露原則,繼續鼓勵大鳴大放以引蛇出洞。到了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正式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右派運動。秦兆陽被打成了右派,曾寫過《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費孝通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58年5月,王蒙也被收進了“右派”網內。他成了景山公園少年宮工地上的一名建筑小工,后來又到北京郊區從事勞動改造。毛澤東曾經多次保護過的人,為什么還會落難?王蒙為什么不給毛澤東寫信,請他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個問題非本文論述的重點,有待另文回答。
    此后毛澤東繼續主政的20年間,政治運動頻仍,他提倡的“雙百方針”也沒有得到真正實行。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文集、選集里,均在有關文章中刪去了他多次保護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話語。直到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才正式出現在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稿中,即題為《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一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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